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"推行火葬"、"改革土葬"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（改革土葬的内容如倡导公墓、深埋、不留坟堆等），其根本原因仍在于保护自然环境，诸如耕地、森林、水源等。清末中国人口4亿5千万；由于战乱频仍，到1959年统计人口时为6亿5千万；1996年已突破12亿大关，并且以每年净增1600万的速度增长。密集的人口，以及城市化、工业化对保护自然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这一情形导致了中国的殡葬改革。
　　三、社会联系的需要。 
　　殡葬及祭祖活动中深深地包含着一种社会联系，既有横向的（同代人之间非良性心理因素，重建对于生活的信心。否则丧家会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，对生活失去信心。通过清明、七月十五、冬至等节日的祭祖，同血缘者在对先祖追念的认同下聚集起来，亲情得以强化。这些横向的人际联系和纵向的人际联系都是社会内聚力的重要纽带。）、也有纵向的（上下代之间）。如人们在殡葬活动中的互相帮助。一家有丧，亲朋戚友前来襄帮丧事，劝慰生者，这有助于帮助丧家克服因死亡事件而造成的恐惧、失望、孤独、软弱性等。
　　四、社会教化的需要。
　　殡葬活动中包含着对人的教化。例如，中国人将治丧提高到"孝道"的高度，"孝道盈天"，形成了"孝道"的殡葬文化。基督教通过治丧提升对上帝的感情，将死亡理解为"回到主的怀抱"、"与主同在"等，由此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。当然，必须是善人才能享受到"回到主的怀抱"的待遇，若恶人死后可能还要受到"天国的惩罚"。佛教则有"十八层地狱"的惩罚对付那些生前作恶多端者。这些都是古代殡葬文化对人的教化方式。历代国家都有意识地鼓吹对本社会有利的殡葬文化，以此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引向国家希望的方向，助进社会的一致性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殡葬同时又具有道德教化之意义。 
　　现代，欧美一些国家还将殡仪馆（以及产房）作为对青少年进行"人生教育"的场所，带学生到殡仪馆去参观，并鼓励学生亲手接触尸休，说是以此教导人们更加爱惜、善待生命。
　　历史上存在的两种殡葬文化观点
　　从历史上看，在一些落后的殡葬习俗方面就存在着斗争，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就提出了殡葬节丧、丧事从简的主张，象先秦的思想家墨子就严厉抨击厚葬久丧是“綴民之事，庸民之则”，提出“薄葬节财”。我国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是提倡死者“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执丧二日”，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批评厚葬，“重死不顾生，竭财以事神，空家以送络”，认为“薄葬省用”，提出“可一薄葬矣”。曹操担任济南相时明令“不准厚葬”。明朝李贽一向主张“俭葬”。洪秀全主张“删鬼神祭礼之类”，提倡“婚丧事，总要用只有节，一切旧式歪理尽除”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尽管在长期的奴隶制社会、封建社会中，土葬厚葬占据统治地位，然而薄葬和厚葬的两种思想斗争却没有停止过。在葬法上，火葬在古代就有，从1954年发掘的甘肃省临挑市洼由史前遗址中，发现盛有人类火化后骨灰的大陶罐。说明在史前就有了火葬，具有文字可靠证，在先秦就有火葬，后又盛行于唐宋，哀征于明清。《墨子·节葬》记载“秦之西有议渠之国其亲戚死，聚柴薪而走之”《列子·杨朱篇》有晏平仲关于尸体处置的记载，“祭死，其在我栽费焚亦可”。初汉冬年，佛教传入我国，对火葬在民间流行有密切关系，到唐宋火葬有进一步发展。
　　但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儒家的“伦理道德”观念，仍反对火葬。宋朝官吏不断向皇帝上奏：“放今火葬之惨，日益炙甚，事关风化，理应禁止”因为火葬合乎广大人民的利益，禁令效果不大。根据十三世纪意大利马克。波罗的《马克·波罗游记》的记载“人死焚其尸”的风俗仍然存在，然而到了明清两代，统治者严厉禁止火葬，并把禁止火葬列入《大明律》，《大清律》的法律中，采取高压禁止政策，是火葬的藏法逐步衰落，没能推行。在葬法上一直到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革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，才逐步由土葬转向火葬。